在广袤无垠的青藏高原上，皑皑雪山与稀薄空气交织成严酷的自然屏障，却无法阻挡一位科研追光者的脚步。“青藏高原就像是由一块块拼图组合而成，每一块拼图，都蕴藏着无尽的奥秘。”在成都自然博物馆（成都理工大学博物馆），记者见到了这位追光者。苏涛，成都自然博物馆（成都理工大学博物馆）馆长、中国古生物学会理事、中国植物学会理事。

“从青藏高原带回来的化石样品，我们会在学校里和团队成员一起做研究。”苏涛的办公室离实验室很近，这几天，他一边带学生做科研，一边也在着手准备今年的考察计划。“学术研究不是只待在实验室，必须走出去、到现场，尤其是地球科学领域。青藏高原可以说是我大部分论文的承载地。”苏涛长期从事新生代植物多样性演变与古环境变化方面的研究，说起青藏高原，他眼中满是求知与探索的光芒。

雪域中探险

勇闯“禁区”刷新纪录

青藏高原，这片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世界屋脊”，高寒缺氧、荒无人烟，被视为科研人员的“生命禁区”，但在苏涛眼中，却是蕴藏着无数科学奥秘的“宝藏之地”。他先后30余次踏入这片神秘的土地，足迹遍布珠穆朗玛峰、藏北羌塘高原、希夏邦马峰等极端环境区域，用脚步丈量着高原的每一寸土地。

将时间的指针拨到2023年10月，由苏涛带队，与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同行联合组建“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古生物科考队，向希夏邦马峰发起挑战，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极限科考。

希夏邦马峰藏语意为“气候严寒、天气恶劣多变”，作为全球14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高峰之一，也是喜马拉雅山脉的著名高峰，以变幻莫测的气候和极端恶劣的环境，让无数科研人员望而却步。

苏涛告诉记者，早在半个多世纪前，中科院刘东生、施雅风两位地学泰斗带队，首次在此地开展科考，就曾发现珍贵的高山栎叶片化石。古植物学家徐仁院士等据此推测喜马拉雅地区在200万年以来抬升3000米，开创了中国人探讨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隆升历史的先河。但之后由于化石产地的海拔极高、气候条件恶劣，对于化石的确切层位、地质年代等诸多问题，一直没有后续的相关研究。随着二次科考的推进，苏涛计划联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同行再次进行实地考察。

“当时，我和队员们在海拔4300米的定日县老县城岗嘎镇短暂休整后，便向着希夏邦马峰进发。从大本营徒步近10公里，终于抵达海拔5600米的扎营地点。”苏涛回忆说：“虽然有十余年的高原野外经验，但也难以抵御高原反应的侵袭，头痛、胸闷、呼吸困难如影随形。”

带着科考任务前去的队员们没有丝毫退缩，第二天，在登山队教练的陪同下，苏涛和队员们踏上征程。他们徒步穿越冰河，刺骨的河水几乎冻僵双脚；跨过深不可测的冰裂缝，每一步都伴随着生死考验。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找到了一次科考发现的高山栎化石，并在海拔5750米-5850米处发现一处理想的工作剖面，这时，所有的艰辛都化作了成功的喜悦。

在随后的两天里，他们在海拔近6000米的科考地点几乎每天徒步十余公里。克服了极度缺氧和极端气候等从未有过的挑战，超越体能极限，苏涛和队员们进行了细致的实地采样工作，厘清了一次科考高山栎叶片化石的层位，详细测量产化石的地层剖面，并采集到多份大化石标本、孢粉样品以及年代地层学岩石样品，为今后开展喜马拉雅山脉古植物与古环境的研究积累珍贵的材料。

这次经历，不仅让苏涛和队员们圆满完成了喜马拉雅山脉中段希夏邦马峰海拔近6000米的古生物科考，更是刷新了全球古植物学家野外工作的最高海拔。“我们希望，第一次青藏高原科学考察所体现的不畏艰难险阻、勇攀高峰的老青藏精神能一直传承下去。”苏涛坚定地说。

经过10余年的努力，苏涛团队目前采集到青藏高原植物化石标本6万余份，成为保存青藏高原新生代植物化石标本数量最多、涵盖地质年代最全的研究力量。

古老+前沿

开拓古生物研究新领域

青藏高原是世界屋脊、亚洲水塔，基础研究对于认识高原的环境和生态系统变化尤为重要。

“通俗来讲，青藏高原是由不同的块体组成，就像我们小时候常玩的拼图一样，而这些块体的形成历史是有差异的。”采访中，苏涛告诉记者，古生物虽然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但他和团队也在积极地将这门学科研究和现在最前沿的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相结合，通过植物化石证据和模型模拟相互验证，证明了青藏高原北部的隆升对亚洲现代植物多样性的格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可以说，没有青藏高原的北部生长，就没有江南的鱼米之乡。”苏涛总结道。

围绕“青藏高原和邻近地区植物多样性演变及其对环境变化的响应”这一核心命题，苏涛展开了前沿且极具开创性的多学科交叉研究。他带领的科研团队成果丰硕，连续斩获2019年度和2020年度中国古生物学十大科学进展。此外，苏涛还积极拓展国内外合作，主持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重点项目、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课题等科研项目10余项。截至目前，已培养博士后及研究生近20名，包括法国、西班牙、泰国、越南、缅甸等国学生。

“接下来，我们将推进古植物学与成都乃至四川相结合。比如成都平原第四纪的环境是怎样变化的。”苏涛进一步解释道：“四川盆地的宝墩文化、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等，有时间上的连续性，且现在多是从文物考古的角度了解古蜀先民的生产生活，也已经收获了大量的考古证据。但数千年前古蜀先民的生活环境如何，这方面的研究还相对较少。”苏涛告诉记者，希望通过植物学的证据来认识四川盆地环境变迁历史。这些环境的变化是否和三星堆等文明的兴衰有直接联系，苏涛及其团队将从古植物学的角度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

从学术研究的前沿阵地，到雪域高原的科考现场，苏涛在不断突破身体极限的同时，也在不断突破科研的边界。“今后随着学科交叉与融合，我们相信将解锁更多关于地球生命历史与环境变化的密码。认识过去，就是为了更好地正视现在，并预测未来。”苏涛坚定地说。